许倬云：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慈善
编者按
7月16日，止于至善文化院举办的“社会创新家（公益领导者）”课程项目，邀请到著名历史学家、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许倬云导师授课，他主讲的课程为《传统中国社会的慈善》。
讲课/许倬云
整理/张文龄、黄雨晴
编辑/浮琪琪
许倬云，著名历史学家，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
中国人的理想中有一个大同世界，大同世界里幼有所长，壮有所用，老有所终，鳏寡孤独皆有所养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要负起对弱者的责任。这和基督教世界由教会办慈善、回教世界由清真寺办慈善不一样。
我今年91岁，已经跨过三个时代。七八岁的记忆还如在目前。中国那个时代的社会公益是谁担起来？我想拿我的家乡无锡做个例子。
乾隆年间，我们家从福建搬去无锡，自此落户生根，已有两百多年。无锡并不大，从城门这边走到城门那边几公里路而已。它是一个椭圆形的城，左右邻居走路即能相见。
但这个城很富庶。
江南号称“鱼米之乡”，是中国稻米的最大生产地。从明朝开始，江南地区、太湖周边的赋税就占据全国赋税的1/4～1/3。除米粮外，丝绸是江南另一大经济来源。
米粮和丝绸，这两大产业的储蓄站皆在无锡。
无锡城外有个石头岛，叫黄埠墩。关于石头岛，有个奇怪的说法：石头岛永不沉没。水再大，淹不过它，水再小，它也就那么高。岛上面有几里路长的粮仓。大水缸密密麻麻地排起来，中间拿泥糊住，没有老鼠，蛇也进不去，天上鸟也不下来，因为没有吃的东西，地上寸草不生。
仓库有几百万石（dan）的稻米，这就给无锡一个特殊的条件：稻米的储藏在无锡，于是稻米的交易也在无锡。
储藏稻米的地方叫粮仓，交易稻米的地方叫仓厅。
仓厅的收入依然很大。仓厅给农夫贷款买种子、买农具，放出去的钱是零碎，收进来的钱是大块。农夫或者地主交米后不拿现款，开个折子，像存款一样。米价和米的数量都存在折子上，一年到头凭这个折子在酱油店买酱油，在服装店买服装，支持开销。
在这种经济状态下，无锡能剩余一大笔钱，地方赋税便是这么来的。
除了粮仓、仓厅，另外还有丝堂。无锡人养蚕作茧，作了茧抽丝，每年春天会持续两个月左右。丝堂跟仓厅一样，零付整收。各个小户将丝绸装在一起，卖给收货的人。
那时每家都养蚕。我们说的“小户”并不算小，一户人家的院子很大。我的祖母带着族里女眷，老老少少一起养蚕。养蚕的收入就是我们许家女眷的开销，包括嫁出去的女儿的脂粉钱，女孩子上学的学费和添妆做鞋的花费。
丝堂或仓厅有相当大一笔存款。存钱太多怎么用？办现代企业。
中国现代机器厂、面粉厂、纺织厂等都在无锡发源。这些行当和企业支持地方的建设，无锡因此相当殷富。殷富之后，大部分款项用在地方。除日常起居之外，建城、修城、修马路、装电灯、装电话、掏河、救急、收留难民都从这个款项里出。
这就是慈善事业。
谁在管慈善事业？是地方的绅士。不是因为他官大，也不是因为他有钱，能成为地方绅士，条件是他具有公信力。无锡最后一任绅士的领袖具有官衔，即商会董事长。商会里还有几位常董，均由地方推举，是推举而不是投票。大家彼此相识，一个人退休，大家推举另外一个人继承。
商会最后一位常董是钱钟书的叔父钱孙卿。他一辈子最高位至省政府的科长，任职三年余下时间便是地方的绅士。钱家代代皆念书人，儿子、女儿是学者，弟兄是院士，大学教授不计其数。
商会的第一要务是照顾老人、幼儿、孤儿、寡妇和无业者。由此便催生了育婴堂、养老院。育婴堂、养老院中还有寡妇做事的寡妇堂，又叫守节堂。守节堂的寡妇闲时看家，有事便派至育婴堂、养老院以照顾老人小孩。
婴儿怎么来？育婴堂的门口放置小木头柜，从外面可以打开，从里面也可以打开。人们或因家里太穷，或因不小心生了孩子，便趁别人不注意，掀起盖子将孩子放入摇床里。摇床很暖和，底下是草灰，上面是稻草，再上面是棉花。来人将孩子放入木头柜，盖起来，留下孩子的生辰八字或姓名。
育婴堂不问来历，一直抚养孩子，男生姓华，女生姓夏，寓意“华夏华夏”。育婴堂的孩子12岁便读完“三百千千”：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《千家诗》。
“三百千千”读完了，数学学会了，就开始做学徒，学手工等。哪个店家要学徒，就派去，出师就可以做师傅。孩子的婚嫁由堂里主持，也给嫁妆，给聘金。但不许彼此婚配，担心可能出自同一家的血脉。
除了育婴堂，还有养老院，收留孤苦伶仃或家里人口不多的老年人。从看病开始到送终为止，不要钱。家里人丁不多的有钱人捐钱维持养老院。院里的集体生活有来往，有交集，有休闲活动，有尊严。老人们住的不是通铺，两人一间，病重或身体不好的人一人一间。院里的工作人员足够伺候老人。
育婴堂和养老院之外，还有一类慈善事业。
从我们家出发，穿过三四个街区，有一座宋朝便存在的大庙——南禅寺。南禅寺后面有大院子，院内搭棚，便是习役班、就业班。城里没有职业的男丁，但凡年龄不太大，均可来这里与和尚一起吃斋。平日里，他们帮寺庙收拾菜园，种菜擦地，收拾东西。城里有事需要人丁，譬如婚丧嫁娶、修院子、夏天搭棚、冬天清雪，吆喝一声打个招呼，一下就派出来了，都可靠。事后支付工资让他们维持生活。
商会的常董每年向城里的店家募捐。店家不能不捐钱，因为摊派得公道。各家是赚钱还是亏本，大家心里有数，派的是店家承担得起的。
最狠的一句话是：好，你今天不捐，明天我们照顾你好不好？送你到养老院去，送你到习役班去。这话损，人人都愿意捐，这是有面子的事情。
无锡城里除了这些育婴堂、养老院、习役班与就业班，甚至还有自己的警察队和自卫队。平常这些队伍不出来，真要军阀过境，自卫队便上城。
中华民国成立南京政府，在武汉打响一枪后，无锡自卫队扩编成3000人。等到南京建都，第一个抵达的便是无锡自卫队，担当孙中山官邸外面的第一个卫队，直到常规部队到达。
组成这3000人自卫队的是各行各业的年轻伙计。他们由工厂、店铺派遣，年轻人自告奋勇做后备也可以。自卫队的维持费、训练费、服装费都由商会捐款。
至于城墙修补、修马路、和陶泥，这些活儿统统由商会派人做。农闲时，商会雇佣农夫及劳工来做公共事业、公共工程。人无闲丁，街无闲人，人都有活，都有所养。这些都由地方来管，没有动用公家一分钱。
我祖母是念佛会的副会长，人们看哪个老太太有好儿子，出得起钱，便让那老太太吩咐儿子捐钱，儿子没有不捐的。捐款用于寺庙、尼姑庵、道观、孤儿院。念佛会也做事，会还在腊八时放粮食。
商会办公怎么办？无锡有个公园叫公花园，是中国第一个民间办的公园。满清革新时，一个大人将自己的私园，也是我姑妈家的花园捐出来充当公花园。人们在里面溜达，喝茶，养鸟，逛吃。
公花园有两个茶馆，一大一小。大茶馆是喝茶的，小茶馆是办公的。小茶馆前面是大厅，后面有两间房间，其中大的一间，坐的是有头有脸的绅士，小的一间坐的是商会成员。
遇到排难解纷这类公事，大家到绅士的大房间里分科办事，商量出解决办法后，到常董的房间讨论敲定。平日里处理的事情有：排难解纷，解决公事。所以无锡县长很闲，他没有发言的余地。这就是地方自治，地方公益。
无锡的例子是不是独有的？不是。
我最近读了北京大学教授张广达的论文集，里面讲他的老家——天津卫旁边的青县。青县城内城外20万人不到，至多是无锡人口的1/3。400年来，青县大概出了两三百个突出人物、四五百个秀才，绅士人数跟无锡不能比。两个地方谁也没学谁，但两个地方自治的办法差不多。
别的不论，讲讲教育。
现代学校出现以前，通行的是几家人合办私塾。现代学校出现后，私塾学堂合为小学。几家小学合起来，或者这几户人家捐钱，就办个中学。
我在辅仁中学念书，高中三班，初中六班，大概200人左右，学校是十七八户人家的私塾。教员是这几家的子弟，他们在上海上过学，譬如圣约翰大学、南洋模范中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。学生也是这几家的子弟，是自家人教自家子弟。
高二下学期，我离开无锡来到上海，之后又到台湾上高三下学期，继而考取台北大学。在台湾，我基本不用学高三下学期的课，因为我高二的功课就比它深。考台大时，那些考试题目不算什么。这就是绅士们合办学校的教学水平。
在绅士办的学校里念书，最后大家都上了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圣约翰大学、金陵大学，或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。家家户户上的都是这些学校，很少有例外。
无锡有个私立的国学专修馆，程度非常高，大概相当于博士院。钱孙卿（钱钟书的叔叔）的双胞胎哥哥就在国学专修馆教书。学问不是大学学来的，而要看几千本书。
教育是公益的事情之一，青县和无锡是差不多的做法。
抗战时期，我们许家大半时间在湖北北部一个叫老河口的地方。
老河口下面有个村子叫吴家营，一百多户。我是不能走路的，因为不上学，村子里的事我看得清清楚楚。母亲要忙家里的事，工人帮忙把我放在推磨的磨盘上。我在磨盘上做旁观者，看田怎么种，车水怎么车，牛、马、驴怎么养。
村外靠近河口边，那儿有个棚子，棚子里有个渡船的船夫，前面有个庙叫三关庙，意思是天关、地关和水关。这两个地方中间有一块地，用来种药材和地瓜。
地瓜是公粮、救急粮。穷人穷户，每天挖点生地瓜便能吃饱一口人。过路的穷人、旅客，也被允许挖地瓜。棚里有一个烧水的老头，由村里供养，为了给过路人喝茶。
药材也有用处。汉水边的土是沙土，这是头等的好土，水分够，长各种药材：当归、茯苓、何首乌。药材地是武当山的下院种的，由棚子里的老头照顾。武当山的老道们隔一阵采一点药材，带回山里烘焙制作。
湖北各处街市上、大村子里都有武当山的下院。街市上的下院也叫联络站。需要时一声吆喝，武当山的人就来了，要人有人，要钱有钱，要医生有医生。这是另外一个形式的地方自治。
村子里需要照顾的人家不过十来二十家，都由全村人承担。谁家老牛不能耕地，又买不起牛，大家便凑份子帮他买牛，他在十年里偿还。
这类生活共同体堪称——守望相助，生死与共。这不是无产阶级道德，也不是什么先进的道德，而自己身在其中。美国绅士只捞钱不花钱，中国绅士则是真掏钱，这就是中国邻里乡党互助合作的基本单位。
我对中国现在的高度都市化有点意见。邻里乡党的小社区被糟蹋掉了，搬到城里去的人重新聚合，没有几百年的交情，没有知根知底的体贴，互助便办不起来。
我的爷爷一辈子喜欢数学，研究数学，很穷，但是不想考科名，也不去做活。我的曾祖父看这个儿子好学，没办法。爷爷本身是秀才，可医学很好，每年到四乡八镇去看病。所以虽然我家里很穷，也没有科名，但声望很好。
曾祖父时期，太平天国屠城，屠掉了1/3的人口，我家死了38人，一蹶不振。城内大受打击，仓厅及米仓无人管理。当地人认为我爷爷为人公正，认识的人多，又能干，便让他来管。
仓厅的钱是要还给卖粮的农户的，所以我爷爷不乱花钱，也不收工费以外的钱，尽管过手几百万、上千万的银子，但他和小商店里的老板、伙计、学徒一样，拿几百吊钱过日子。
这是中国的绅士。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；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
问：您之前在采访里提到，您那代人是提出问题的人，我们这一代人要尝试解决问题。80后及90后身处疫情时代，面对全球地缘政治等剧烈变革，个体也面临精神层面的问题。我想请教许老师，我们该如何去回应或有效地推动社会的发展？
答：各位是企业从业人士或有志进入企业办事业的人。美国在很短的一段建设时期，尽管工厂主与工人之间有矛盾，但也有良心厂家，比如卡内基。他在工厂里建设工人住宅区，照顾雇员的生活：小孩的教育、老人的赡养、卫生、医护、借款等所有的事情。后来企业越来越复杂、发达。
今天美国真正的富豪之家，只见账户上的数字，看不见劳工。
中国民营企业刚出现时，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不得不佩服日本人，日本人将公司称为“会社”，会社的正式工人会得到一辈子的照顾，也照顾他的小孩。老辈退休，小孩接上去，世世代代做下去。
日本的工业化衔接当年的封建时代，当地的每个小贵族、武士都有封户，转化成工商业以后，他视底下的工人为子民。
我今天不叫你们把工人当子民看，而是把他们当子弟看，照顾他一辈子。工会向来有医保，但只有工会不够。我亲眼看见美国工会从服务性质变成啃自己人的骨头。
假如你办企业，我盼望你能够做一个工人的村子，叫劳动村或者同仁村。照顾工人的衣食起居生活，照顾他的疾病与忧患，用低利的贷款支撑他度过灾难的日子。像我，我有残疾，找个劳工来照顾，一小时要28美金，这种价格劳工人家租得起吗？
如果马云的阿里巴巴做个阿里村，有便宜的住宅，租而不卖，有工作的设备，安全且有人照顾，小孩子有人看，那么功德无量。
日本有一家企业叫“松下”，内部设立了松下塾，但不是念书的，是定期和不定期的讲习班。讲习班让雇员知道什么是人生的意义，什么是价值，什么是为人，什么是为己。
松下的创办人松下幸之助，他的阅读涉及禅宗、道家、基督教的原教义与儒家。他的人生教条是两个字：拙，笨拙的拙；勤，勤奋的勤。
大雁有头雁，马群有头马，你要做个头，就需辛苦一辈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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